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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清華讀人文
2018-07-04    來源: 《大學生》6月  文/王宇(清華大學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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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7年9月,拎著大包小包,我略帶失落與不甘,走進清華園。

  進入頂級學府還不滿意似乎很矯情,但作為一名文科生,從小我的夢想就是去隔壁。私心認為清華沒有北大的厚重,亦少了些人文情懷。

  但很快,我發現了自己的狹隘。

  聽不懂的哲學課

  在哲學課上,我看到空蕩的教室只有幾個人時,不免嘆氣:“唉,清華的哲學就這么可憐嗎?要是北大,肯定座無虛席。”這種失落并沒有維持多久,因為我馬上就被哲學課上聽不懂的言語轉移了注意力。什么巴門尼德的“飛馬在飛”“飛馬存在”,云里霧里,只知道老師在講古希臘思想里“時空的變化與分割”命題,講到芝諾的二分法時更摸不著頭腦。沮喪至極,我只記下“芝諾割裂了連續性與非連續性,把數學上的無限分割變成了絕對分裂”的結論,把問題歸咎于哲學家們的談理說玄、狡猾詭辯。

  下課時,我突然聽見幾個同學在討論芝諾命題,一個興奮地說:“微觀尺度的躍遷(量子力學用語,指的是量子狀態發生跳躍式變化的過程,原子會在不同高低能量狀態之間非連續性地跳躍,并吸收或者放出能量)是通過躍遷來完成的,在一次躍遷中對運動過程進行二分法毫無意義。唉,只可惜那時候的古希臘還不知道量子力學。”

  什么?哲學課怎么還和量子力學有關系?我好奇地湊了過去,聽他們談論“經驗世界的存在物必須有時間屬性”“巴門尼德(古希臘哲學家,他認為存在是永恒的、連續的、不可分的,一切變化都是幻象;感性世界的具體事物,是假象,不能被思想。他第一次提出了“思想和存在是同一的”命題)的推理實際上可以用真值表算出來”“畢達哥拉斯(古希臘數學家、哲學家。他認為“萬物皆數”“數是萬物的本質”)的‘數’就是哲學意義上的‘是’”,我第一次發現原來人文領域的知識還和數學、物理有這么大關系!

  他們說的理論我不是很明白,這讓我認識到自己的貧瘠與短淺。我發現自己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:那就是以為可以陶醉在獨有人文的酒精瓶里自我麻痹。其實,沒有哪一塊知識是可以完全不學、嗤之以鼻的,要想打通知識體系的脈絡,欠下的遲早要補上。我,開始感激清華這個園子,給予我隨時補課的機會與便利。

  哲學上的教訓僅僅是開始,我隨即陷入了社科領域如云的計算和圖表之中。回歸系數是什么意思?標準物、發生比是什么意思?為什么什么理論都要構建模型?

  老師說,很多時候人文的東西發展不起來,不是因為人文方面的知識不夠,而是由于對科學理論的研究不足。失去了嚴謹論證,研究的知識就是無源之水、無本之木,是經不起推敲,“吹彈”可破的。我這才發現,無論是社會學、心理學、政治學,還是法學、新聞學、哲學,這些“文科”都離不開數理的知識與邏輯。任何社會學理論都必須要基于大量的實證研究。大數據時代,就連研究“公民訴求與政府回應性”這種政治性問題都不得不依靠云計算和建模分析。

  沒有工科同學寫不出好小說

  在清華讀人文,教會了我怎樣把路走得越來越廣而不是越來越死,怎樣打通知識的渾然脈絡,而不是將知識割裂化,導致“一葉障目,不見泰山”。

  當我想寫一份關注社會底層的中篇小說時,我的朋友們對我說;“閉門造車有什么意思,不如和大家一起去參觀棚戶區改造。”就這樣,集結了來自清華環境、水利、建筑、新聞、歷史等各個院系的同學,我們一起前往北京的一個棚戶區進行考察。

  到了棚戶區,工科生們立即拿皮尺、草紙,用數據算出排水設施有多么不合理,用電裝置、房屋設計有多么危險,匯總成了調研報告。

  迄今為止,那篇小說是我寫的最深刻、最富有生命的一篇,我明白:沒有一同出行的工科朋友,沒有清華這片行勝于言、嚴謹求實的厚土,我不可能寫出這樣好的作品。因為沒有他們,我就不會從建筑力學角度打量房屋結構,不會從環境化學角度觀察人們的日常吃喝,也就不會把房屋寫得那么逼真,把生活傳達得那么真實。

  作為文科生,我沒有什么理由在清華里落落難合、自嘲失意,因為那豐厚的理科資源不是調侃的對象而是學習的機遇。像是黑斑馬嘲笑白斑馬,“文理論戰”中更多的是偏見與誤解,而不是實質性分歧。

  張開“完整之人”的雙眼

  70年前,學長梁思成曾做過一個題為“半個人的時代”的講座,他說“科技與人文的分離,必然會導致出現兩種畸形人——只懂技術而靈魂蒼白的空心人,和不懂科技而奢談人文的邊緣人。”2017年11月23日,斬獲“雨果獎”的學姐郝景芳回到清華做講座。打動我的并不是她拿到了世界級的科幻獎項,而是她雖出身清華的物理、經濟專業,卻始終不放棄對人文領域的鉆研與探索。“完整之人”的雙眼是清華給我張開的,我不想成為一個不懂科技、空談人文的殘缺人。

  我開始試著放下那顆稚嫩的、不安分的心臟,重新審視現有的生活。想起老子一句話:“生而不有,為而不恃,功成而弗居,夫唯弗居,是以不去。”如果說,人類科技文明對應的是“無—有—有而不用”的邏輯軌跡,那么理科征服的是第一步,文科要面對的則是第二步。沒有第一只有第二是可鄙可笑的,沒有第二只有第一是粗陋危險的。呼吁消滅原子彈的人,首先要知道原子彈是什么;宣揚人工智能威脅論的人,首先要真的了解人工智能。

  我常想,在追求功用性的知識與科技外,怎樣為情懷和信仰留下余地?看著前來旁聽文史課的理科生們,看著積極學習科技的文科朋友們,霎那間,我仿佛參透了攜手并進的真諦。

  文/王宇(清華大學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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